劝告灾民博客遭炮轰 余秋雨：我为什么饱受争议

余秋雨始终是个受争议人物。

5·12汶川地震后他的一篇博客，又让他被争议了一把。

这篇博客发表在6月5日，题为《含泪劝告请愿灾民》。余秋雨希翼通过自己含泪苦劝的悲情态度，让灾区民众以大局为重，不要因为倒掉一两座学校而成为外界反华的口实。

此文一出，顿时引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：认同者认为他语重心长，极具责任感；反对者认为他是站在“死者身上跳舞”。

这篇发表在新浪的博客遭到网友“炮轰”。随即近100页反对者的留言全部被删掉，之后博客评论功能也被关闭。

记者就争议直接向他提出约访，得到的回复是，现在什么都不想说，而且很忙。

事实上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余秋雨这些年在社会上的言和行，已经描绘出了一个余秋雨式的思想K线图。

上海文化批评家张闳对余秋雨的言论一向关注，上世纪80年代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问世以来，一些文学批评家们把他的历史散文戏称为“文化口 红”。如今，张说，当余秋雨作为“文化口红”的功能在于丹和易中天的普及面前日益褪色时，他正试图向“多功能口红”完成一次华丽的转身。

此前不久，余秋雨针对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落马，进行了一次“痛打落水狗式的评论”。他在评论中颇具勇气，不止是陈良宇，对于上海的“跪拜”文人，余秋雨也毫不留情地给予投枪。

余的文章叫《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》。他说，有一次，被一位朋友硬拉去参加一次活动，当时上海一批人文学科专家都在。那些专家们在发言中频频提到 一个名字，不带姓，只说后面两个字，显得十分亲切和熟悉。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旁座一位先生很惊讶地告诉他，这是这座城市的最高领导啊。

余秋雨不解，这个领导人肯定不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，为什么这么多学者教授一次次不怕重复地提到他呢？这是一种“精神跪拜”，那天跪拜对象并不在现场，可称之为“缺席跪拜”——这个被学者教授们一声声亲切呼唤的名字，就是“良宇”。

他在文章最后说，“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。但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，主要在从事对无权力者的批判，发泄对同行的嫉恨。”

但此后，余的《含泪劝告请愿灾民》这篇博文，恰恰引发了网上的争议。

这种争议背后的“纳闷”还得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在相对沉寂的文化界，余秋雨的历史散文横空出世，成为时髦风气。

张闳说，与此同时，上海市委不止一次地号召党内干部都读余秋雨的书，也试图把他打造成一张上海“文化复兴的名片”。

余秋雨试图在之后的《山居笔记》中还原一段知识分子同权力和解的历史。他在《一个王朝的背影》中说，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“文字狱”而“臭名昭著”，但他“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”。由此他发现，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与康熙和解。

在此前后，文化界开始出现少有的历史回潮，比如大批的清宫帝王戏踊跃登场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陈良宇主政上海。余秋雨却在那两年的上海文化圈颇为“落寞”。张闳说，比较明显的标志是，在上海公务员系统，余秋雨的书自此不作为必读推荐。

2001年，上海市作家协会第七次全体会员大会上，余秋雨作为候选人参加理事会选举，结果落选。这让余秋雨“颇感意外”，也让上海的文化界“为 此哗然”。他身边的人对媒体说：余秋雨对上海“伤透了心”，他不想与上海的文化人“多交往了”。他的秘书也高调声称，余老师再也不接受上海媒体的采访。

回忆这次落选事件，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说，当时是差额选举，作协很多人对余不满意，争议很大。

另一面，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余秋雨就将自己的事业中心南移。1996年夏，深圳的文化讲坛上开始不断出现他的身影。当时，他的身份是深圳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。

这一次现身，又是争议不断。起先，他说，“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”；接着，他又说“深圳有条件建立深圳学派”，直至他说“深圳最有资格做总结20世纪文化的事”。

与此成为明显对比的是网友“我为伊狂”的文章《深圳，你被谁抛弃？》。后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，文章对于深圳文化、经济上显露的后继乏力做了一连串诘问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，作为一个文化人，他不断地出现在各个城市的文化讲坛上，为当地的文化复兴振臂高呼。起先，舆论还颇为关注，后来，大家也习惯了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，余秋雨就很少现身上海文化圈，他自己也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说，上海的文化圈子他不喜欢沾染。

2007年，出现了微妙的转折。

这一年4月，秋雨文化教育基金在上海成立。这是继上世纪90年代淡出上海文化圈之后，余秋雨的回归。

余秋雨对当地媒体说，“从今以后，我的工作重心将确立在上海。”